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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十种形象
作者:张荣明教…    国学来源:网络转摘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4-3

    第五种形象是“僵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渐渐被理学家所“僵化”。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僵化”是“正统化”难以避免的逻辑结果。首先,宋代皇帝进一步制造了尊孔的社会氛围,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统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导,理学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春秋时期的孔子思想丰富多彩,何尝“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呢?孔子曾经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励人们搞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动,甚至还赞赏这样的生活态度:暮春三月,穿着春装,集合几位友人去郊外休闲,在河中游游泳,在高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吟唱着诗歌归来。

    然而理学家舍此不论,一定要把孔子“僵化”成一个干巴巴只会以天理灭人欲的政治说教者。清代大学者戴震对于理学家的观点严加抨击:“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应该说,孔子这种被“僵化”的形象对于后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近代以来,孔子思想受到攻击,孔子形象受到“丑化”,皆与此不无关系。

    第六种形象是“维新化”。晚清康有为搞“戊戌变法”,他需要发掘古代思想资源作为变法的理论支撑。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意思是说:孔子作为一个老百姓想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简直耸人听闻,不如假托古代帝王尧、舜的名义来进行,既不使人吃惊,自己也可以避祸。这些言论无疑是康有为的“夫子自道”。康有为想要变法,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面对的是一大帮清王朝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只能抬出一个经过改造后的“维新化”的孔子形象与之抗衡。

    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孔子之道的作用是“与时进化”,这无非是说孔子思想的本质是要不断改革,不断维新,否则怎么能跟随时代一起“进化”呢?康有为在这里再次强化了孔子与时俱进的色彩,塑造了一个“维新化”的孔子形象。

    第七种形象是“丑化”。晚清以来,孔子的形象江河日下,或被严重扭曲,或被无情抨击。太平天国洪秀全率领农民起义,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对于所谓“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自然全无好感,他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一书编造了新的神话:天父上帝审判孔子,命天使捆绑及鞭挞他。孔子跪在天兄基督前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打,永不准他下凡。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凡一切妖书,如有胆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太平军抵制孔子及其思想,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对于不信鬼神的孔子自然要打倒丑化。这是因政见及信仰不同而遭到丑化。

    后来,袁世凯窃国、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孔子“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塞绝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

    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孔子的忠、孝观点是维护宗法专制制度,“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痛骂孔子为“盗丘”,说“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这些批判在当时看来不无道理,但情绪化、夸张化的言论色彩,不免使孔子形象受到严重“丑化”。
在西方历史上的三种形象

  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第二种形象是“智者”。第三种形象是“完人”。  

    孔子思想大概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到西方的。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的。”

    利玛窦来到中国,看到读书人穿的是儒服,念的是四书五经,讨论的是孔孟之道,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信奉儒家学说并以之治理天下。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他向西方传达的结论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这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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