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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哲学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的纷争与融合
作者:许抗生    国学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30

    儒家思想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以此它一直作为官方哲学居于领导地位。
    
      儒家最早产生于春秋末年,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思想流派。因此我们一般所称的“儒释道三教”的“儒教”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教化而言的,决不能把儒家也看成是宗教。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创自古代印度,西汉末、东汉初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道教则是中国土地上自生的宗教,它正式创始于东汉末年,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思想,乃至上古时代的民间巫术等。道教追求长生不死成神仙,佛教企求无生永灭、超脱生死入涅槃。
    
      儒家讲的是入世主义,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道两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道两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儒道之间虽说也存在着根本理论上的矛盾,但道教毕竟是我国土生的宗教,它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因此在道教教义中早就开始容纳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从而大大地调和了儒道两者之间的思想冲突,以此在我国思想史上,儒道之间虽说有斗争,但远不如儒佛之间斗争那样激烈。
    
      当然儒家与佛道两教除了有矛盾之外,又有着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取长补短、共同发挥社会作用的一致的方面。儒家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的主要工具,佛道两教则是其有力的助手与补充。前者从积极的入世主义出发来建设、治理和巩固封建社会;后者则从消极的出世主义出发来缓解社会的矛盾,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维护着古老的中华帝国。这就决定了它们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道教大力吸收了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作为自己的教义教规。佛教则尽量把自己的教义说成是不违背儒家思想,同时也步着道教的后尘,吸取儒家的名教学说,以便使自己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相调和。而儒家学说过去一向偏重于政治伦理的说教,缺乏深邃的哲学思想。在这方面,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具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地吸取了它们中对自己有用的哲学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宋明时期的理学,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们常把理学视作为“三教合流”的产物,这确是有理由的。
    
      从历史上来考察,在思想领域里,儒佛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
    
    佛教的出世主义与儒家的纲常名教之争
    
      佛教讲出家修行,这就与儒家名教忠君孝父之道发生了矛盾。早在佛教初传的汉代,据《理惑论》所记:“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这类的指责是从儒家孝道出发的,认为佛教落发出家绝弃后嗣违背儒家孝道。
    
      至于佛教宣扬出家修行脱离尘世,不再致礼王者的思想,则直接与儒家的忠君之道冲突,以至在东晋时代儒佛之间引起了一场沙门应不应致敬王者的大辩论。当时庾冰、桓玄等人,力主沙门应敬王者,应遵守儒家的礼教。高僧慧远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与教义,则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以回答桓玄等人对佛教的挑战。慧远认为佛教有在家与出家之别:“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因此不应致敬王者。然而慧远认为这并不违背儒家的忠孝之道,“如令一夫全德(即指一个人获得正果),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所以说佛教虽“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夷夏之争
    
      儒家思想是中土华夏民族自己的思想,而佛教是外来宗教,因此儒家学派指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而不适合于中土华夏。这一争论最早也发端于汉代。《理惑论》记载说:“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由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即指佛教),不已惑乎?”这就是儒学家用夷夏之分来诘难佛教的,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决不能“用夷变夏”。
    
      而后刘宋朝的何承天,在反对佛教的斗争中,也援用了这一说法。他说:“中国之人,率性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科之戒。”(《弘明集》卷三《达性论》)这是从人性论角度,以中国与外国的民性不一,来阐说夷夏之教,即佛教与儒家教化的不同的。
    
      直至唐朝,韩愈仍然坚持着儒佛之间有着夷夏之大防,认为华夏人相信佛教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原道》)。在这点上,道教与儒家一样,也攻击佛教为夷狄之教。对于儒家和道教在这方面的攻击,佛教则以孔老即佛,佛即孔老,虽有夷夏之别而其实道一的思想来反驳之。
    
    佛教的宗教哲学与儒家世俗哲学之争
    
      佛教宣扬三世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等神学思想,以及一切皆空,心生万法等宗教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儒家则重视现实世界,不讲来世及三世因果报应,认为现实世界不是空幻的。
    
      在南北朝时期,儒佛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神灭与神不灭,以及有无三世因果报应的大辩论。何承天、范缜等人主张“形毙神谢”、“形质神用”,无有三世因果报应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与当时的佛教信徒宗炳、梁武帝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论战,最后以范缜《神灭论》获得理论上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在隋唐时期,我国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产生了众多的佛教宗派,各个宗派先后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些哲学思想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宣扬“一切皆空”、“万法唯识”、“心生万法”等等。然而这些哲学命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因此人们对它们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隋唐时期的儒学家们都没有能起来批判这些佛教思想,只是到了宋明时期儒学家才开始起来抨击佛教哲学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载、王夫之等人。其中尤以张载最为突出。他从元气本体论思想出发,指出:“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正蒙•太和》)虚无即是气存在状态,有无、隐显、神化、性命皆是一气之聚散出入,决没有脱离气而存在的虚空。以此他批评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是“不识有无混一之常”;批评佛教(“浮屠”)把万象(万物)当作虚空中的幻相,就是陷入以山河大地为主观幻觉的毛病。在这里张载对佛道二教的批评是深刻的,切中要害的。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儒家与佛、道之间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问题:
    
    佛、道两教对儒家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佛、道两教融合儒家思想以充实自己的教义,主要表现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取上。比如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刚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社会对佛教了解不多,佛教信徒们往往好用中国固有的思想,如黄老学、玄学和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如对佛教的涅槃寂静和一切皆空的思想,好用黄老学与玄学的无为说和贵无说加以解释。面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则用儒家的“福善祸淫”的思想来解释;对佛教的神不灭论,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说来解释等等。佛教信徒这种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做法,是佛教初传时期佛儒融合的一种表现。
    
      自隋唐开始直至宋明时期,佛教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因此自隋唐始,佛教徒也就不再用儒家的思想牵强附会地来解释佛教,而是更多地吸取儒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来充实我国佛教的思想内容。如隋朝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谈到“善根发相”时说:“今略明善根发相有二种不同:一、外善根发相。所谓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长、供养三宝,及诸听学等善根开发。此是外事。……二、内善根发相。所谓诸禅定法门善根开发,……。”这就把孝顺父母、尊长等儒家伦理与佛家的布施、持戒、供养三宝等同起来,一齐看成是善根的“外发相”(外部表现),从而把儒家思想纳入了佛家教义。
    
      到了宋明时期,随着佛学理论的逐渐衰弱,佛教思想中则更多地引进了儒家的思想。当时不论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学说,还是忠道孝道,乃至中庸之道,几乎无一不被吸收进佛教思想之中。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出世主义的佛教确实要以入世主义的儒家“三纲”为基础,离开了封建主义的三纲,佛教也就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流传。
    
    儒家对佛、道两教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儒家对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的态度,在历史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一般来说,在佛教初传时期,主要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对佛教大多是采取排斥、反对的态度。之后,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对佛教的思想有了较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儒学家们逐步地改变了以前的态度,除继续指责佛教出家落发舍弃君父的出世主义思想之外,又开始对佛教思想,主要是它的哲学思想(心性之学)加以吸收,以充实与发展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哲学。
    
      在历史上较早提出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儒学家,是隋朝的王通。他提出了“三教归一”说,认为周公孔子之教是最高最好的教化,但当时的儒家已经衰弱,产生了弊端,而佛教又是外来的宗教,不适于中国的需要,老庄道教所宣扬的“至德之世”,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融合三教为一教。但王通对如何实现“三教归一”,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做法。其实三教是不可能归成一教的,它们三者各有自己的互相对立的思想。我们一般所说的“三教合一”,也只是指三教互相吸取、取长补短而已,决不是指要取消三教合为一教。
    
      到唐朝,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明确地指出了佛教的思想有与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地方,是不应加以指责的,柳宗元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道异。”(《送僧浩初序》)以此说明自己所以“好佛”的原因。这就为后来儒学家出入佛教,大量地吸取佛教思想开了先河。
    
      而后的儒学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不少都是出入佛教的。他们对佛教的态度,除仍然坚持反对出世主义外,往往又都不同程度地吸取其哲学思想。例如程朱理学曾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的理事无碍相融说。《二程遗书》记载说:“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遍,一言以蔽之,不过万理归于一理也。’又问:‘未知所以破它处。’曰:‘亦未得道他不是。’”(《遗书》卷十八)理事无碍与事事无碍,就是万理归于一理,一理而万理。这就与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思想的提出不无关系,所以程颐肯定了佛教华严宗的这些哲学命题。正由于宋明理学大量地吸取了佛教的思想,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自己哲学宇宙论学说,建立了新儒学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不仅吸取了佛教的思想,而且也还吸取了道教的思想。例如曾被朱熹推崇为道学(即理学)开创者的周数颐哲学,就是继承与发展五代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思想而来。周敦颐改造了《无极图》,写出了《太极图说》一书,阐发了无极、太极、性命、主静等学说。所有这些思想,为而后的二程朱熹所继承与发展,建立起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较多地吸取了道教的思想,而陆王心学则较多地吸取了佛教禅宗的思想。就整个宋明理学而言,乃是儒佛道三者合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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