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解释翻译过《丰》篇，其实质是对敌人的捧杀战策。捧杀，也是可以施于自己的利剑。因此，《丰》篇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自己的告诫。与《丰》篇相似的还有《涣》篇。“涣其躬→涣其群→涣其臣（涣有丘）→涣污其大号、涣王居→涣其血→血干敌逸”，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自己营垒的告诫。
——王道须自我维护，不要指望天子会给王道以地位。所赐之鞶带还可“一日三褫之”（《讼.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对于那些有能力否定王道的“干国枭雄”，必须以清贵的名誉将其高挂起来，不让其干预政治，更不得自图王侯（《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坚持王道政治，不排除依据形式行变通的策略。但对于先王因以发迹岐山的政策，则当“拘之系之，纵横维之”（《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不可动摇；时政因循王政而出。就如抓奴隶，抓住了父亲，他的儿子就可以求索到一样（《随.九三》）。反其道而行之，重视了时政，而忘记了根本政策，就像抓奴隶，抓住了他的儿子，他的父亲就会逃跑掉一样（《随.六三》）。根本政策是不可稍有变动的。
——文王要求姬周领导核心坚持“主义”。《节》篇说：“不节若，则嗟若”；政策安适，亨通之道（《节.六四》：安节，亨）；最高的精神境界是“虎视眈眈，其欲逐逐”（《节.六四》）,戡商不止；由于有精神支柱，故可涉河而王天下（《节.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如果没有“主义”支撑，国家富强也非好事。其如枯杨开花，隔死也就不远了（《大过.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国家不富裕，垫茅草，盖树叶（《大过.初六》：藉用白茅），十分艰苦。只要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如老年人娶得少女为妻、可以生孩子一样，国家兴旺可待（《大过.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文王说，无理想、“主义”之灾，就如拴在木桩上的牛一样，成为路人的财富，别人菜板上的肉，构成我们的灾难（《无妄.六三》：无妄之灾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危险在于成就，《大畜.初九》曰：“有厉，利已”。等等。
正是文王的以身作则的示范和谆谆不厌的教诲，使戡商旗帜历六十余年不倒，并在文王死后十一年，武王实现了“涉河而王天下”的宏伟目标，开创了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
6.0《彖传》《象传》如何解释《渐》
人们说，《大传》是最早的以解释《周易》为目的的著作，是孔圣人的伟大贡献。这样的论点是很值得怀疑的。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实《大传》是借解释《周易》为名，论述春秋时代的时事政治而已。李镜池说：“儒家喜欢把旧文物加以一种新解释，……所以《易》虽是筮书，而儒家不妨拿来做教科书，只要能加以一种新解释，赋以一种新意义。——这是《周易》所以能加入《诗》《书》《礼》《乐》一群而成为‘经’的最先的根基。”（杨庆中《论古历辨派的易学研究》.《中国儒学网》）。这里，除了“《易》虽是筮书”尚可推敲之外，正点中了儒家对于《周易》的实用主义态度。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政治经历和政治立场，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出谋划策而已。《渐.彖》就是一篇政治谋略之说。
《彖传》为孔子门徒所作，记录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孔子思想绝对不能离开孔子所处的时代而凭空产生。因此，对孔子所处的时代和孔子的经历的探讨，是翻译《渐.彖》必不可少的程序。
在春秋政治关系上，当权的侯伯与执政的大臣之间是很不融洽的。执政大臣往往是大田地主，侯伯往往代表传统保守势力。在鲁国的历史上，季孙、叔孙、孟孙“三分公室”，势力很大。“三分公室”后，季孙全部实行税收制（或许就是按亩收租）。后来，又发生了一次政变。《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十五年，因季氏强大，昭公谋除季氏。叔孙氏之司马鬷戾以叔孙的旗号救季孙，联合季孙打败公族。自此，昭公流亡在外六年，最后客死于乾侯。季氏成为实际上的国君执掌鲁国政权六年。定公立，季氏也是鲁国的实际掌权人。按郭沫若氏研究，季氏正是地主阶级“以财致政”的代表。对于鲁昭公客死乾侯之事，赵简子问史墨，史墨评价曰：“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正说明代表传统势力的天子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春秋时代的主要矛盾，且地主阶级政治是时代的主流，深入人心。《大传》是孔子思想的文字记录，有深深的时代烙印。葬鲁昭公时，孔子年四十一岁，为鲁司寇，实际主持葬礼，“沟而合诸墓”。但鲁昭公外出，孔子并没有跟随。在这段历史上，孔子与季氏、鲁昭公均保持了良好的政治合作关系。但与季氏的关系大大超过了与鲁昭公的关系，为季氏实际上的政治高参。后来孔子投靠齐景公，齐景公跟孔子学礼，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根据晏婴（保守势力代表）的意见，并没有给孔子以高位。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最后“以季孟之闲待之”。正可以说明孔子与季氏关系之铁。也能说明孔子之流借《彖》辞为季氏等地主阶级出谋划策是有可能的。
如果《彖传》作者是为执政的地主阶级出谋划策，可以看到作者主张渐渐壮大自己，然后以自然夺取政权的方式获得政权，不要过分张扬。要像齐国的陈氏一样，慢慢获得政权。陈氏在齐国以家量（大斗）放贷，公量（小斗）收贷，齐人“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昭公三年》）”？政权渐渐落到陈氏之手，正是《彖传》所言“渐之进”政治手段的物象化。孔子逝世前两年，“陈恒弑君壬于舒州”，这也是新兴政治势力慢慢壮大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政治事件，孔子只是装模作样地讨伐一下而已，其实并不一定真正反对陈恒弑君之事。《坤.初六.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日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对这一段话语，与其理解为是对臣弑其君的指责、对君王不早有觉察的惋惜，毋宁说是君王“世从其失”的咎由自取，就像齐君、鲁君“世从其失”，为人所抛弃以一样。“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
无论如何，《彖传》是孔子门徒所作，应该留下孔子的政治经历和春秋时代时事政治的烙印。《彖传》自己也称为“时义”，我们认为，《彖传》与其说是解《易》之作，莫如说它是结合春秋时事政治的一篇学《易》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