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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山“五岳独尊”的背后
作者:刘 凌…    国学来源:光明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4-21
“五岳独尊”命题,最早由宋代石介提出, 它适应了宋初重整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要求。

  嘉靖、万历时期几处“五岳独尊”题刻,则是在“古风渐渺”、“士风险薄”情势下, 维护和重新树立精神权威。

  到光绪朝,“五岳独尊”题刻又现高潮。它折映出,在这个充满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特殊时代,统治者秉承“天人感应”模式, 借威严的泰山取一个吉祥并以此自慰自励的意图。

  而徐霞客“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评语,则向这一文化模式和泰山“独尊”地位发起了挑战。他评判名山的标准,已不是其历史、政治蕴含,而是自然景观和审美风采。

  时光大潮的冲洗,没有使“五岳独尊”的历史、人文信息大量丢失,而只剩下泰山与众名山一争短长的浅俗意义。

  “五岳独尊”历来被视为显示泰山崇高地位的标志性赞语。其替代表述,还有“五岳之宗”、“首出万山”、“第一山”等。但其内在意蕴,尤其是赞语提出时的社会心理动因,尚待深入考索,仔细揣摸。

  尽管唐玄宗《纪泰山铭》已有“五岳之伯”赞词,但明确以“五岳独尊”称扬者,却首见于石介《泰山》一诗。其文曰:“七百里鲁望,北瞻何岩岩。诸山知峻极,五岳独尊严。寰宇登来小,龟蒙视觉丸。此为群物祖,草木莫锄殳。”诗中透露出泰山“独尊”的两个主要依据。一是泰山体量之大。“岩岩”乃空间形象,高峻貌。二是泰山存在的时间之久。“祖”有“初”、“始”等义,为时间概念, 也可引申为事物根本、母体。《庄子·山木》即有“浮游乎万物之祖”的说法。正是这种时空特性,赋予了泰山特殊的威严和神圣感。

  然而,石介的上述感慨,是否纯属偶然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考察当时的时代风尚以及他的思想追求。北宋面临五代以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欧阳修《本论》)、“四海无英雄,斯文失宗主”(石介《过魏东郊》)的严峻形势,无论政治秩序还是意识形态,均亟待重整。宋初三先生之力倡“道统”,就是对此的思想呼应。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倡导“必端其本”、“必正其始”,石介《原乱》主张“不返其始,其乱不止”。泰山“大而久”的时空特性,恰可与此构成象征。而石介“独挺然自守吾圣人之道”(《答欧阳永叔书》)的气节,也可与泰山之威严形成同构对应。《宋元学案》卷二就称赞石介有“岩岩”气象。由此可知,石介“五岳独尊”之语,实乃折映着宋初“贬斥势力,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于淳正”(陈寅恪《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的社会要求,而决非空穴来风。

  自此以后,“五岳独尊”及相近赞词,就在泰山历有题刻。但最为集中者,还是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和清代光绪时期(参阅山东友谊出版社版《泰山大全》第十三篇第二章第三节,及周郢君惠示资料)。

  泰山今存嘉靖题刻计有五处。 “五岳之宗”(曲德敏)、“首出万山”(邵鸣岐)、“首出万山”(和锐)、“第一山”(李复初)之题,作者均为嘉靖时期官吏;时间则集中于16世纪60年代。另还有蔡叔逵“天下名山第一”。万历之际,则有戴瓕所立“五岳之宗”,张元济等题“五岳独宗”等。题刻的具体心理动因均颇难查考,但时间这样集中,确又耐人寻味。史家认为,嘉靖、隆庆、万历间,为明代一大转折。万历《沃史》卷十三《风俗》称:“延至嘉(靖)、隆(庆)而变,至今日(万历)而变极矣。”其主要标志,是由“醇”而入“奢”,所谓“古风渐渺”、“互尚荒佚”(《博平县志》),“士风险薄,民俗奢侈”(《榆次县志》),“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儒林传序》)。在此历史关头, 反复张扬“五岳之宗”, 树立精神权威, 是否借此呼唤那逝去的“醇厚”风尚呢? 另外, 在此期间,朝野危机四伏,王权备感威胁,也急需借助“神山”权威,以强心壮胆。汪子卿祈岱“祚国佑民”(《泰山志·山水》), 王士性倡“中龙王气”为“最盛而长”(《广志绎》), 就均是借此大树王权威严。“五岳独尊”赞语, 乃此意之简明概括。

  长白山本为清廷“祖宗发祥之地”。而汉族却独推岱宗。诚如如周郢所论, 这就必然产生信仰冲突(《从“泰山龙脉”之争看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于是康熙帝力倡“泰山实发脉于长白山”(《泰山龙脉论》)之说。这不仅试图弥合满汉文化冲突, 亦意在为满人入主中原提供“合法性”。你汉人大可“五岳独尊”, 而长白却是“尊”上之“尊”。真是用心良苦。以此作为铺垫,时至光绪朝, “五岳独尊”题刻便又现高潮。现存题刻即有四处, 分别为“五岳之尊”(和谷旦)、“天下名山第一”(石祖芬)、“冠盖五岳”(丁达意)、“五岳独尊”(玉构), 而以玉皇顶“五岳独尊”摩崖刻石最负盛名。作者也均为当时官员。时间跨度在1890年至1907年十数年间。众所周知, 这正是个充满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怫郁摧伤, 奄至殂落”(《清吏稿·德宗纪》)的特殊时代。光绪帝意欲“扫千载之秕政弊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但他身在旧垒, 仍未脱传统“天人感应”思维模式窠臼, 所谓“静观于天人之际, 而默察于从违休咎之征”(《丙戌年御制文·洪范五行论》)。当此之际, 其臣下倡扬“五岳独尊”, 也许正是秉承“天人感应”模式, 借威严的泰山取一个吉祥并以此自慰自励罢?

  人类眼中的自然,不能不是“人化”的自然。而中国古代的“人化”,则往往带有皇权和神秘色彩,每使名山成为王权政治的神秘符号, 而东岳泰山为尤甚。借用一句禅宗话头, 此可谓“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真山隐去, “圣山”突显, 登山就是朝“圣”了。

  但也应看到, 毕竟有人向这一文化模式和泰山“独尊”地位发起了挑战。徐霞客就有“五岳归来不看山, 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评语。他不承认泰山“独尊”, 而“独尊”黄山。原因就在于, 他评判名山的标准,已不是其历史、政治蕴含, 而是自然景观和审美风采。但霞客高论, 尚难敌传统标尺, 所以不见题刻。

  以上解读, 使人益信, 泰山确实是个历史“活化石”(谢凝高)、中华文化史的“局部缩影”(郭沫若)。然而, 时光大潮的冲洗, 每使“五岳独尊”的历史、人文信息大量丢失, 而只剩下泰山与众名山一争短长的浅俗意义。而即使这种争当“第一”的名山意识, 也积淀着古代“宗法等级”意识的因子。作为一种族类生存模式的“文化”, 就是这样渗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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