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真的拒绝他之后，你现在肯定后悔。
罗红：会的。当时我大大咧咧地对来人说，“我是好利来总裁，你们要谈，也请你们的总裁来！”其实这只是他用来拒绝对方的荒谬借口，要知道对方可是世界500强公司，而他只不过在中国开了40个卖蛋糕的小店而已。不过我没想到，不久，维益老人居然真的坐着自己的专机来了。他把我吓了一大跳，一天光停机费就要10万人民币啊。老人看了我的蛋糕和店，也觉得很美，夸奖说在美国都少见。“小伙子，你的梦想是开多少家店？”维益问我。“至少1000家！”我不经思索便脱口而出。“好！我会支持你！”维益说。
“另外，我还听说你喜欢摄影，我专门给你带了点照片来。”问完那个问题，维益绝口不提合作的事，而是拿出了一大摞美国西部的美景和牛仔图片，给我看，“我请你去美国西部玩，顺便参观一下我们总部,行吗？”老头子微笑着看着我。我说， “我一个人不去，要去也要把我的团队带上，自费都行！”我这时也顾不上客套，其实我也很想去美国西部。再次令我没想到的是，维益居然愿意出资请我们一行八个人一起过去。所到之地，我们几个人都是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
记者：益这老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维益公司付出的成本如此之高，要卖多少奶油给好利来才赚得回去呢？
罗红：我当初是被维益老头连哄带蒙地“骗”去了美国。我不得不佩服这家500强企业的战略眼光，在他们眼里，10年以上的战略才叫战略。10年之后，维益奶油在行业标杆好利来的带动下，早已卖遍了中国。不过维益生意感情两不误。为了帮助我尽快实现目标，维益还专门派出了亚太地区总裁到沈阳来给我上课，传授大企业管理之道，一个核心原则是：一个人最多只能管七个人。而在当时，我像八爪鱼一样拥有“超能力”——连制作师傅给蛋糕换个雕花，都需要我签字。这几节课，可以说彻底地让我醒悟了！
老头对我很不错，他知道我喜欢打高尔夫之后，他还伸出手和我比了比手的大小，回美国后就按我的手大小定做了一副高球器具，包括手套，一并寄来，并附上了一张终身会员卡。我只要到了美国领土，他的私人飞机就会接我去任何球场打球。
记者：维益与你是不是仅仅限于一种商业关系？
罗红：可我和维益的关系却早已超越了战略合作伙伴。好利来一直使用维益的奶油，即便是维益的专利权已经过了保护期，国外很多生产同类奶油但价格更便宜的企业找到我，但是我从未动心。维益的奶油，除了价格，还有品质，还有放心程度。
好利来在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困难
记者：好利来在面向全国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罗红：1999年，好利来的经营同时陷入一个生死存亡的边缘。由于习俗的原因，东北人觉得1999年不吉利，那一年都不过生日不结婚，蛋糕生意顿时一落千丈。如果不裁员，好利来支撑不了一个月。我把好利来全国市场分为5个大区，让副总们退出集团管理层，各管一个大区，并持有大区股份。这是一个人人欢喜个个叫好的体制，几位“公司老臣”热情高涨，一年后好利来蛋糕店翻了一番，超过200家。我自己只是个创业者，企业做大做强，需要更专业的人才，这算是我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一个的飞跃。 创业者感性，创业初期需要激情和感性，但做大就需要理性。而职业经理人更专业，更理性。
记者：你在招聘人才的时候看重那方面的素质？
罗红：随后，我们企业文化价值观第一条——品德比才华更重要。心不正，就没有好产品，做食品尤其重要。一个人能力强，但品德不好，只能算是危险人物。这个原则跟我当初留心不留人是一样的。面对1999年的经营风险，我忍痛裁员800人。我对着台下和他一起抹眼泪的员工们说：“大家如果觉得好利来在你们的生命中很重要，公司愿每个月发你们300元生活费，等我们把难关挺过去，你们再回来！”2000年生意转好的时候，离开的800名员工整整回来了784个。
记者：生意这么好的时候你却从公司的管理推出，专门从事摄影，你为什么会做这种决定？难道你的事业不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不吗？
罗红：2005年底，我决定从公司总裁位置上退下来，专门从事自己喜爱的摄影。
我认为，人在世界上很短暂，几十年一过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所以不能太看重钱。相比之下，把事业做好很重要，而让生命丰富和有价值更重要。比如，我国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郭崇立回北京期间，在地铁里看到我的摄影作品，他邀请我参加
这次摄影展将才是我40年来人生体验的最高点。站在联合国讲坛上，我很激动，我甚至无法用普通话表达自己，而临时采用四川话作演讲。我是第一个在联合国举办个人摄影展的人。这种感觉不是你从商能的到的。我还经常把骨干和副总们带进大山甚至带去非洲，边旅游边摄影，2006年我组织了一个80人的优秀员工团队去非洲旅游。有时候你在办公室，拍桌子打板凳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在大自然的神秘、辽阔与安宁中，你常常会轻易地就得到了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