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海内外学者均有广泛关注，较早从事寺院经济研究的何兹全先生编辑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除了收录自1934年至1984年间17篇重要论文外，书后还有一个论文目录，由此可以看出日本、香港、台湾、东南亚等海外汉学家早就注目于此。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其中不乏一些扛鼎力作，比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姜伯勤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台湾唐耕耦的《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台湾黄敏枝的《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游彪的《宋代寺院经济史论稿》等等。可是，关于道观经济，或者从经济角度对道教所作的研究，据笔者广泛检索搜求，不能说一片空白，但海内外学者专深而具体的论述，这么多年来，还是比较少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大陆学界，“道观经济”研究还没有相关专著，目前主要是单篇论文，另外，有些专著中的部分章节有所涉及，但往往夹杂在佛教寺院经济中一起探讨，很少专论。这类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赵靖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国经济通史》丛书中的系列断代史。《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27章论述了“早期道教的经济观点”，这主要针对《太平经》中的一些经济思想加以讨论，基本概括了早期道教的财富观念、生产分工、分配消费等，但是，这只能算道教经济思想，那时候还没有成熟的道观，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都不算大，严格说来，不能算道观经济。但《中国经济通史》中的系列断代史从《秦汉经济史》以下，对道教经济思想、宫观经济现象等多有论述，如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包括道观）地主土地私有制”、唐代的“地主私有土地制（包括寺观）”、辽代和西夏的“寺院经济”、金代的“金统治下的封建地主阶级、寺院经济”、元代的“赐田”、“寺观田制度”、“各种寺观田的税粮”等等。经济通史中的道观经济论述，大多跟佛教寺院经济混在一起，如漆侠先生撰著的《宋代经济史》的第六章第四节《寺院对土地的占有》，标题是“寺院”，但内容其实包括“道观”对土地占有情况的分析。这个安排，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道观经济规模较小，不值得单列一节；二是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多就是“寺观”并称，无法拆分。
        虽然如此，但笔者以为，“佛教寺院”与“道教宫观”无论如何是有很大分别的，另外，“寺观”并称，恰好说明“道观经济”的重要特征和一些重要现象，不可含混地用“寺院”包括“道教宫观”。
这部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的经济通史著作，虽然没有道观经济的专论，但对“道观经济”研究还是起到开辟和启示作用的。后人再从事于此，这些著作都是必须借鉴的重要成果。
         另外，段玉明先生的《中国寺庙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永平先生的《道教与唐代社会》（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和罗莉先生的《寺庙经济论：兼论道观清真寺教堂经济》（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版）对道观经济问题也有论述。《中国寺庙文化》第三章《神圣的基础：寺庙经济》虽然大部分内容以佛教寺院经济为主，但在论述寺庙“恒产”的形成、结构、经营、用途、保护、贸易方面，也涉及了道观“恒产”的相应问题，不过都相当简略。《道教与唐代社会•经济篇》专门论述道教经济问题，涉及道观的规模、道士的人数、道观占田的合法化、世俗化及道教经济活动中的阶级关系。这些论述相对书内“政治篇”、“文化篇”等，略显淡薄，但这是比较早的，而且比较系统地针对一个朝代，作断代道教经济的研究，有一定开创之功。罗莉《寺庙经济论》第四章第一节《道观经济的历史考察》对道教的财富观、道观观产的形成、历史上道观经济的基本形式作了考察。这些论述在这本著作中，所占篇幅不大，而且有些前期成果，作者没有充分利用。
         在部分章节中，涉及道观经济（或道教经济）的专著，主要如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些论述对道观经济虽然有所关注，但还是以“佛教寺院”经济为主的，这跟历史上佛教寺院经济相对强大、影响比较深远有直接关系，但不是说“道观经济”就是可以忽略的经济现象。
        单篇论文论述道观经济的情况，也类似专著，多夹杂在佛教寺院经济中一带而过。这类文章，大陆比较早的应该是1982《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的《唐代僧尼道士受田问题辨析》，作者白文固。关于僧尼道士受田的时间问题、受田的意义、办法，日本汉学家森庆来在《食货》五卷第七期有所讨论，但仍存在一些疑惑，白文固先生在广泛搜集了《法苑珠林》、《佛祖统记》、《金石萃编》、《唐会要》中的相关资料后，论证指出僧尼道士受田，是唐初均田令增加的一项内容，是一种限制行为，意在把寺观田纳入均田制的控制之下。
另一篇较早的论述，当为张弓先生的《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兼论贱口依附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该文分析了唐以前的观户情况，唐前的官赐观户和部曲，及唐朝后期寺观户阶层的衰落。文中指出佛教寺院经济出现在晋宋之际，道观经济的出现更晚一些，约在陆修静改革道教之后。这篇文章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道观经济，是后人研究的重要参考。
在寺院经济研究中涉及“道观经济”的文章还有一些，此不一一赘述，如：［日本］森庆来的《唐の均田法に於けゐ僧尼の给田就ぃて》（译文见《食货》半月刊五卷七期，1935年。）、［日本］滋野井恬的《唐代の僧道給田制に就ぃて》（《大谷学报》三七——四，1957年。）、龚剑锋的《论宋代浙江地区寺观占地》（《中国史研究》1993•1）、郑振清的《东南地区寺观的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影响》（《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游彪的《宋代“禁寺观毋市田”新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等等。
专门论述道观经济的文章，出现较晚，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笔者所见最早的是张泽洪教授1993年发表的《唐代道观经济》（《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文中张先生说：“唐代道观经济状况，是一值得研究而尚无人涉足的领域。”严格地讲，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如前揭，在寺院经济研究中，不乏一些篇目对道观经济也有涉足，只是很少见专门研究。张先生文中就唐代道观土地占有情况、依附道观的观户、奴婢、部曲情况，唐朝对道观的管理政策等做了深入探讨。随后，张先生又发表了《唐代道士人数辨说》（《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唐代道教规模辨析》（《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1期），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关于道观经济研究，具有草创之功，且颇有深度的文章。90年代另一篇研究道观经济的文章，是朱云鹏先生的《宋代宫观的田产及其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1），朱文分析了宫观田产的主要来源，指出此期道观经济中出现了货币地租的方式。
         进入21世纪，关于道观经济研究，有一位学者值得注意，就是首都师大的王永平教授。王先生2000年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刊发了《论唐代的道观经济活动》，文章指出，唐代是道教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王朝尊崇道教，赋予道教很多特权，使道观占田得到法律保护，因而道观经济成为封建地主经济的一部分，有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另外，王先生的《论唐代道教的管理措施》（《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论唐代道教的发展规模》（《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也都对唐代道观经济的相关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不过，可以看出，这几篇文章多是王永平先生在写作《道教与唐代社会》过程中整理发表的，其内容与2001年出版的著作差别不是很大。
海外关于道观经济研究的论述，据笔者通过网络检索以及翻阅陈耀庭《道教在海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法］索安著、吕鹏志等译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中华书局2002年）等，也是少之又少，此不赘言。

         道观经济的研究现状，基本如上所述，可以说，现有成果还很薄弱，很多问题尚未触及和解决。“道观经济”是道教史、经济史上的重要现象，但是目前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大多数研究还包含在佛教寺院经济中一带而过。为什么呢？这不单单是道观经济薄弱、史料匮乏的问题。实际上，道观经济的相关资料除了散见于一般正史、编年体史书、典志体政书、类书中，还见于大量的佛道经文、碑刻（《道家金石录》、《金石萃编》）、宫观志、山志（《茅山志》）、总集（《全唐文》）、别集、历代野史笔记中。总之，在历史文献和佛道藏中，道观经济研究的相关资料是非常广博而复杂的，道观经济研究亟待摆脱寺院经济研究的笼罩，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清晰的路来。
随着道教和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推进，道观经济研究必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因为，这是一个颇有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的课题。
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世界上所有宗教，几乎无一例外把财富的占有视为万恶之源，提倡信徒不为物质欲望所诱惑和拖累，但宗教在面临生存和发展问题时，又不得不需要和倚赖雄厚的经济基础。道教，也不例外，考察道观经济的内容、形式、特征、规律，对于认识和理解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道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盛衰变化、道教与经济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外，对于当代道教解决自立自养问题、倚赖自身发展经济问题，道观经济研究也能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弘道扬教的根本保障。目前，我国各地道观依靠信众的布施、捐助、香火钱及做道场来维持道观和道众的日常生活，通过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基本实现了自养，也给国家减轻了经济负担，但遇到一些大的维修工程，大型的道教活动，这些依旧是杯水车薪。所以在新时期，我们如何建立起属于道教自己的经济实体，保障道教事业的供给，道观经济研究,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英文标题：
Review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study on Taoist  Monastery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