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2月19日，王佳芬被委以重任，出任上海牛奶公司（光明乳业的前身）总经理，到2007年1月28日，王佳芬功成身退，卸任光明乳业总经理，前后差不多15年时间，王佳芬让当时上海牛奶公司这家国有企业脱胎换骨，不仅成为后来的全国性品牌公司，而且还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和排头兵，“光明”也因此得以进入万千人家，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知名商标。 

　　这样的成绩，对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而言，都会是值得期待的、圆满的和幸福的结局。就像现在的王佳芬，她充分享受着这份快乐和愉悦，因为她以她的努力、坚持、付出，做到了个人理想和抱负的实现，她在塑造一个优秀公司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我价值。当一个人历经风雨终见彩虹，并曾极为出色地扮演了其所应该分饰的角色，那么这个人无疑是成功的、完美的——幸运的垂青，王佳芬恰恰就是那个人。

　　在王佳芬的回忆录《新鲜：我和光明15年》里，这份“幸运”被王佳芬以感恩的心情道出。

　　“我很幸运！我来时正赶上邓小平南巡时说‘这是上海最后的机会’的关键时刻，大势推着我们涌进社会转型的大潮流，改革开放让我们融入了经济全球化……”

　　“我很幸运！中国经济激荡的三十年，不仅改变和震撼着世界，也给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太多太好的机会……”

　　“我很幸运！时代的改革洪流激活光大了光明品牌，时势的发展大潮流造就了全国的光明乳业……”

　　当王佳芬连说三个“我很幸运”的时候，那种兴奋和满足溢于言表。事实上，王佳芬用15年时间，让光明得到了快速成长和长足进步，在光明的发展史上，王佳芬表现出的不仅有经理人的创新技艺和管理经验，而且还有企业家的决策能力和战略眼光。

　　她的职业旅程充满了激情、对抗和曲折，与此同时，她那个年代的大历史背景和其国营企业管理者的身份，却又让她的商业命运被迫蒙上一层耐人寻味的“宿命”。很多时候，王佳芬的经营不能像单纯搞民营企业那样随心所欲、自由驰骋，而必须谨慎细微、如履薄冰。这是一个有着浓烈时代特征的商业故事，因此注定故事的主人公也将身负深刻的历史印记。

　　以王佳芬的回忆，她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勤劳、朴实、正直、善良。而她从1968年到上海郊区农场下乡，到1990年回到上海，在这22年中，她用花季的憧憬、青春的热情和壮年的成熟，书写着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疯狂、迷惘、痛苦、挣扎和思考。

　　在这样的成长经历下，王佳芬很有可能像大多数人一样，习惯成自然，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就这样过一辈子。但王佳芬显然是一个勇敢的、坚强的和智慧的女人，她在“大家都想回上海”的时候，她选择了留下来。

　　尽管她说留下来是因为担心“农场的地没人种”、“农场总要有人留下”，不管其真实意图如何，不得不承认的是，王佳芬的“留守”是一种魄力和胆识的表现。况且，王佳芬在留下来后并不甘心碌碌无为，她希望在什么岗位都能做得最好，于是后来我们看到，从一个普通的员工，到班长、排长、连长、党委副书记，一直到农场的一把手。王佳芬始终是以一个“女强人”的姿态出现。

　　而这段“农场履历”至少为王佳芬后来顺利接手上海牛奶公司作了铺垫，有两点必须指出：王佳芬有着长期基层工作经历，对人际关系、政策趋势的把握自然富有经验和得心应手；农场是源头，牛奶是生产，王佳芬在“命运”的巧妙安排下对乳业的上中游有着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所以，对王佳芬在自传中时常出现的感激、感谢的论调不用太过怀疑，这并不是假惺惺的故作姿态。在王佳芬的成功基因里，除了她本人的积极进取、敢作敢为之外，很多时候，是机会抓住了早有准备的她，而非相反。

　　在阅读《新鲜：我和光明15年》时，我们不妨对王佳芬及其管理的光明作如下“假设性”的猜想：如果当年王佳芬没有留守农场，她是否有机会出任上海牛奶厂总经理，一干就是15年？如果上海牛奶厂不是一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而是一家半路杀出来的民营企业，像牛根生的蒙牛乳业那样，光明是否同样还有机会？如果上海人并没有“再穷也要喝牛奶”的习惯，光明牛奶是否一开始就有良好的市场环境，以至于其发展总体一帆风顺？如果政府背景在某个时候不适当地干预了光明的改制和转型，光明是否还能走到今天，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

　　我们看到，上述种种“假设”都不是王佳芬能主导和左右的，但在实际过程中，它们都按照王佳芬理想的路径发展，于是，这不得不让人羡慕王佳芬的机缘。在这一点上，王佳芬与其将她的15年企业家生涯归结为“新鲜”，倒不如定调为“感恩”，感恩上天为她创造了成为一位杰出女企业家所必备的一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