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国服吗？

服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服饰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历史，而且从某种角度说，服饰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强调民族服装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就有所谓的“国服”。在我们中国，这些年来关于国服的争论也一直不断，迟迟未能定论。但在几年前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我们让唐装大大风光了一回。在代表国家的礼仪性场合，旗袍的风头也一时无二。

高春明与同事还走出研究所收集服饰实物，30多年来，他们收集的实物包括服装、刺绣、饰品、鞋子等。“当然，我们与一般古董商人的选择标准不一样，他们往往着眼于器物的经济价值和升值空间，我们主要看器物能否代表一个时代风貌，有无断代意义。”有一次，他闻讯赶到青海，去征集一块出土的五代服装残片，但跑到那里一看差点昏倒，那个商贩为防止残片散失，竟然将它们粘在封箱带上。殊不知这样一来就无法揭裱了，珍贵的文物就这样毁于无知和贪婪。

高春明在民间收藏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许多古董商人经常请他去掌眼，他也将此作为征集的好机会。有时跑到外地，刚住下，古董商人就会聚到宾馆周围，拿东西请他鉴定。只要他鉴定过的服饰，转眼就在原价位上加一个零出售，并注明“此物经高春明老师鉴定”。这样一来，他的征集成本和难度反而大大增加了。

“所以我是与古董商人赛跑啊。还有一个情况是，国外的收藏家也越来越看重中国的服饰，流失海外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出的价钱对古董商人而言更有吸引力嘛。”高春明说。不过即使如此，他与同事的成绩还是可喜的。现在上海艺术研究所里收藏的历代服饰有 300多种，旗袍有100多件。

下面是记者与他的对话。

旗袍借鉴了汉服？

记者：一百年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将“驱除鞑虏”作为唤起民众的口号，并付诸行动。清王朝倒台后，摆脱封建帝制桎梏的中国人却选择旗袍作为国服，这个问题所反映的国民心态你研究过吗？

高春明：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简单地说啊，旗袍最早确实是居住在关外的满族服装。它主要表现为上下连属，圆领，前后襟宽大，衣衩较长，袖子紧窄。而且男女都可穿着——只是妇女穿的“旗袍”在领子、前襟和袖口的地方都有绣花装饰。1644年，满族统治者入主北京后，因满族人素有“旗人”之称，所以他们所穿的袍服就被称为“旗袍”。

按照清代法规，当时汉族女子可以不穿着旗装。但服饰习俗的变迁往往随着社会风尚的改变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满族统治的近300年中，满、汉妇女的着装在彼此的对视与互仿中悄然融合，在款式与风格上有了诸多相似之处。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满族人的旗袍也融进了汉服的元素？

高春明：是的。满族人对汉文化一向是钦佩的，也一直在学习。从政治制度到日常生活，都是模仿的。

清王朝覆灭后，旗人旗服在短暂的沉寂之后，在汉族妇女身上悄然出现，资料表明，早在1913年上海等地的街头，就已出现身着旗袍的汉族妇女。

是谁最先身穿旗袍？

记者：有些专家认为，最早穿旗袍的是妓女？

高春明：妓女是穿旗袍的，但不能说全是她们的作用。据我所知，最早穿旗袍的汉族妇女是上海的女学生，她们穿着宽敞的蓝布旗袍走在街上，引起各界妇女的羡慕，遂成风尚。

记者：上海的学生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较深，比较开放，当时有新女性的说法。而女学生代表着自由与解放的女性形象，其行事、着装往往成为社会时尚的风向标，或许她们穿旗袍的举动也就成为文明、新潮的象征，引得各界妇女纷纷效仿了。

高春明：是的，1921年，旗袍在上海妇女界流行，继而迅速扩大到全国各个阶层，逐渐成为专属妇女的日常服装。现代意义上旗袍即是这种以旗装为基础并广泛吸收西式裁剪方法制作的海派旗袍，上海遂成为旗袍的发祥地。

记者：对旗袍推动作用最大的群体究竟是哪些人呢？

高春明：一是影星，比如阮玲玉、胡蝶等上海电影明星的“偶像效应”加速了旗袍从少数民族服饰向中国妇女代表服装的蜕变。当时鸿翔等时装店的老板很有商业眼光，一部电影拍摄之时，他们会无偿提供给主要演员数十套旗袍。同时他们也在店里批量生产，等该部电影上映之时，商店橱窗里就同时推出最新款式，借用影星的号召力促销。另一股推动力来自政要太太，比如宋氏三姐妹在公众场合都穿旗袍，宋美龄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国会做演讲时穿的就是旗袍，她的风采征服了美国民众。

旗袍的改良路径

记者：旗袍的改良从哪些方面着手的？

高春明：20世纪20年代的旗袍流行初期，旗袍风格与满族旗装已有很大差别，其装饰由繁复转向简单，款式由宽大到适度。袍身的长度缩短到膝盖与脚踝之间；袖子略有收紧并缩短，并露出一截手腕。1926年至1927年，旗袍下摆高度依然适中，袖口吸取了“文明新装”的特点，裁剪成倒大袖，更大程度地露出妇女的手臂。大革命时期，妇女在解放潮流中张扬个性，旗袍的下摆线被提高至膝下，袖口也开始变小。 1928年，装饰性的镶滚越来越简洁以至消失。女学生的旗袍在此前基础上又提高一寸，使青春健美的小腿露出。至20年代末，旗袍开始收腰，袍身逐渐变得合体，大胆露出了女性美丽动人的曲线。

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发展的鼎盛时期，改良旗袍是这一时期旗袍的主流。在这十年中，旗袍绚丽多姿，风格多变。领、袖、下摆、开衩无一不在时尚的影响下变幻。高领、低领、无领先后流行；长袖、短袖、无袖各显其美；旗袍的长短，长则衣边扫地，短则露出膝盖甚至大腿，无不达到其极。欧美流行元素轮番登场，旗袍面料异彩纷呈，配件装饰令人眼花缭乱，呈现了旗袍发展史上最绚丽华美的时代。

30年代初流行短旗袍，下摆长度稍过膝盖，但在1932年开始不断加长，长至“衣边扫地”。来自欧美风尚的皮鞋与旗袍相配，改变了旗袍的时尚走向。原本以下摆线提高为时尚的旗袍，为增加高跟鞋的美感而加长旗袍下摆，使女性显得纤细修长、性感动人。到 1934年前后，旗袍长度能盖住脚面。这种“扫地旗袍”多为高领，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不改风尚。随着旗袍的加长，旗袍的开衩也越来越高，到1934年前后几乎开到了臀部。1935年，旗袍又流行低衩，开衩仅到小腿，但袍身依然很长。穿着这样款式的旗袍坐时显得含蓄大方，走时优雅慢步，但行走不便。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各界女性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了行走方便，袍身逐年缩短，开衩也逐渐升高，袖子也变得细长合体。

记者：纺织面料的更新对旗袍应该也有推动作用吧？

高春明：是的，欧美进口的羽纱、呢绒、蕾丝等纺织面料大量涌入，使旗袍获得了更丰富的表现素材。尤其是出现了镂空织物和半透明的化纤及丝绸以后，“透、露、瘦”的旗袍就开始流行。旗袍变得摩登、性感、清纯可人。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民国服制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即国民礼服。女子礼服有两款，一款是蓝上衣加黑裙，另一款是长身旗袍。此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旗袍一度成为中国的“国服”，成为中国妇女最重要的日常服饰。

旗袍也是一种文化遗产？

记者：我知道去年首批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由你组织申报的项目——“海派旗袍制作技艺”位列其中。旗袍的改良和普及不止是上海一城的功劳，为何申遗要落实在上海执行？你不怕人家说你利用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而采取强势话语？

高春明：我对申遗一事是极其认真的，遍访了沪上旗袍制作名家，对海派旗袍的文化渊源、社会价值、审美情趣、工艺传承进行了系统整理，排出谱系，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顺利列入首批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请注意，我们申报的是“海派旗袍制作技艺”，是有界定的。

记者：难道说海派的制作技艺很有价值吗？

高春明：当然啦。从观念上看，上海是得风气之先的，欧美的最新服装款式仅在几个星期后就流行到上海，全国各地都以上海为样板，竞相模仿。“中西合璧，变化多端”就成了海派旗袍的鲜明特色。另一方面，在上海改良并成熟的海派旗袍是纯手工度身定制的，仅 “量体”的步骤就要求测量全身上下36处，常见的装饰法主要有镶、滚、嵌、荡、盘、绣、贴等几种，纽扣花样更多达数百种。制作旗袍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工艺综合运用的过程，这些工艺秘诀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制衣工艺的精髓。以这个标准来看，目前许多旗袍店的做法明显过于粗糙。

记者：从目前的城市生活现状来看，旗袍似乎只在礼仪性场合出现，成了一次性消费，现实生活中它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我担心最终成为一份标本化的遗产。

高春明：旗袍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旗袍本身应该是活态的传承，是这份遗产的显性载体。其实它的适应性还是很大的，关键是我们能否激活它的美丽。旗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很适应东方女性的身材，有扬长避短的优越性。这一点大概还不为多数人所知吧。再则，今天的旗袍在面料、款式、搭配等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比如缂丝、云锦都可以做旗袍。我们可以对旗袍再次改良，多吸引西方服饰的元素，在礼仪性场合之外，争取更多的展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