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同时认为,上海距离北京足够遥远,因此上海的设计师可以自由地玩自己那一套,与此同时,这里距离香港也同样够远,使它不至于受到太多影响,因而充分保留了本土文化。“对年轻设计师而言,上海真是十全十美。”Justice 说道,“它有历史,也有当代文化。它距离长三角的服装加工区近在咫尺。”
长乐路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师店铺,实际上是290 号的One byOne。它由一对设计师搭档邱昊和翘翘开设于2003 年9 月。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这条路上唯一的设计师店。近两年来,One by One 相继吃下这个路段上一大一小的另外两个门面,划归自己所有,使得店铺的规模大大增加。而邱昊还在附近的进贤路上开出一家新的陈列室,专门展示自己的系列。
“现在是乱世。”邱昊在他的陈列室内落座之后,马上说道。
邱昊2001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室内设计专业。然而从一开始,他就无意从事室内设计。大三时,他去逸飞时装应聘,只面试了一次,就得到了下周一上班的通知。“既然那么容易,不如自己做。”这是他当时的想法。
比起邱昊的设计,翘翘制作的服装对穿着者身材要求不那么高,更适合日常穿着。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更为商业化”。“邱昊的这一块目前还在做品牌形象,想要有些自我的坚持。”她说,“我这块,也就是Neither Nor 这个品牌,我是想做得更商业化,把赚来的钱拿去做邱昊的后盾。我觉得这是理智的做法。”
首个成功打入欧洲市场的中国本土设计师谢锋
“有一段时间,我们用花纸将整个橱窗都封了起来,因为他们就站在那里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邱昊告诉记者。
正如你可以带着装修队去宜家一样,假如只想要拷贝具体物件,那么并没有多少困难可言。“最早看到The Thing 来的时候,我们还很高兴,以为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店。可是现在和我们的初衷相差太远了。”翘翘无奈地说。
事情并不止于墙壁、地板、门框和橱窗。去年冬天,在这一段短短的路上曾经出现了三件一模一样的红色毛衣。这件毛衣同样出现在Undercover 的专柜里。类似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如果你稍微了解国内服装市场的混乱局面,那么对这种现象也就不会感到太吃惊了。
但是,如果你得知长乐路上有一家叫做Liu2 的店,店主过去是One by One 的vip 会员,在自己开店之后,他将在One by One 以折扣价购进的服装标上比原店更低的价格出售,你会作何感想?
“我们私底下认识许多设计师。我们觉得他们太急于上位。”翘翘说,“这些熟人抄了我们的设计,但因为平时都认识,所以也不好意思直说。”
如今长乐路上的不少店主,过去都曾经在大企业如美特斯·邦威工作。他们创建自己的品牌,却又急于盈利,因而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完全拷贝同行来达到目的。有些人甚至在网络上直接拷贝国外大牌的设计细节,通过自己本来的工作关系,拿到大公司的打版部门去做拷贝。他们开出很高的价格,以此直接抬高身价,随后再给顾客折扣,来保证销量。如今长乐路上的外贸商店对设计师店铺都持鄙视态度,因为“外贸店是不随便给低折扣的”。
在一个驳样之风盛行的国家,类似翘翘和邱昊这样的店主可以说是最基层最直接的受害者。然而对于抄袭,并非所有人都持严厉态度。同为新锐设计师的何艳就认为,抄袭也是快速学习的途径,虽然不值得提倡,但也不是十恶不赦。“每个人做这一行的初衷不同,有的人可能仅仅想成就业绩。”她说, “如果他们抄得好,也可以满足顾客。我觉得一个不知道Chloé为何物的人买了Chloé款式的服装,这种行为反而更接近于购买设计本身。”何艳自己就想过做一组以抄袭为主题的设计,所有灵感都来自于大师作品,名为“If I were……”。
香港的时尚撰稿人Dora Chan 去年为德国的出版机构daab 撰写一本名为《亚洲年轻时装设计师》(Young Asian Fashion Designers)的书,曾经特意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研究中国的时尚业现状。在她看来,中国时尚业目前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假货是个问题,但我始终认为,只有你优秀,别人才会来抄袭你。而如果你真的很优秀,别人不管怎样也会追随你的。”她说。
何艳也持相同意见:“有人买假的,就有人买真的。前者不是我要的顾客。”
年轻不是本钱
成功完成模特到设计师转型的马艳丽
“大家都想赚大钱,”邱昊说,“但在当今的中国,真正做设计的并不赚钱。”
32 岁的设计师何艳对此深有体会。2003 年底,她从就职的服装公司辞职,开始制作自己的系列。不到一年之后,她在华东师大后门的一个小酒吧做了三场发布,获得了热烈的反响。2007 年,她在进贤路上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当年11月,她与朋友合作,在尚街开出店铺。何艳专营高级定制服,因为以她目前的财力,无法负担成衣的生产。尽管以每年一个系列的速度推出新款,并且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客户,但何艳坦言在尚街的生意不好,自己的生活至今也尚未获得改善。
对此,WangWei Gallery 的设计师王巍表示毫不惊讶。他早年在逸飞起家,之后去伦敦发展,目前已经在海外拥有了自己的市场。在他看来,设计师起步时期生活艰苦是肯定的。“上海的情形比伦敦要好。”他说,“在伦敦,年轻设计师们把所有钱都拿出来买面料,境况更加艰苦。这是正常的。”
何艳对事业没有具体的规划。“我对目前的发展状况不满意,但是对工作状态满意。”她说,“我想我不擅长做生意。”她雇了三个兼职的工人,自己负责设计、定工艺、与版师一起研究打版。她的店铺位于尚街1 号楼的4 楼,商场招商时,这一层原本被定位为设计师楼层,她听说张达、高欣、翘翘、破壳都会来,这才决定落户。没想到所有人最后都改变了主意。“我是最后来的,可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她说,“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对ZUCZUG 的创立者王一扬来说,尚街这一类商场的出现已经是时装市场一个巨大进步。“我们刚开始做品牌的时候,是从百货商店开始,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现在个性的、细分的市场已经出现了。”他说。
可是何艳认为,尚街有很好的初衷,具体事务却做得很差。“如果我来做,肯定比现在强。”她希望商场的客流量大一点,买她衣服的人再多一点,但又自我解嘲说:“这两年经济也不景气,谁还来买这么贵的衣服呢?”她坦言:“我在这里的租约签了两年,可是我巴不得现在就走。”
就连已经站稳脚跟的One by One也感到前途难料。“我们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翘翘说。
在上海这样一个本质上保守的城市,年复一年,新的品牌纷纷涌现,又很快地相继倒闭,年轻设计师如何生存,是他们所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Dora Chan 在撰写《亚洲年轻时装设计师》时,原本打算将入选设计师的年龄限制在25 岁以下。然而通过调查,她发现在亚洲,这个限定是过分苛刻的。“在欧洲没问题,但亚洲设计师需要一段时间来使自己的风格成熟化。”她说,“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比如旅行或者留学,来使自己充分理解西方审美、融入西方文化。这样一来,他们就已经过25 岁了。而在此之后,他们又需要几年时间来塑造和稳固自己的技巧和风格,所以当一切就绪,大多数人都将近30 岁了。”遴选的年龄标准一再放宽,最后为了在其他方面有所保证,Dora Chan 将界限提高到了40 岁,最后入选的四位中国设计师是邱昊、何艳、马可和王一扬。后两者已经远远超出了25 岁。
黄金盒子的里面
中国国际时装周一年比一年受到海外关注
“在我看来,中国的时尚业有一个潜在的焦点,那就是个人主义的重生。”Lorraine Justice 说。
假如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剪裁一件黑色丝绸背心,比如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加上包钮,或者用蝴蝶结、钉珠和毛皮来装饰整件衣服,那还为什么要遵循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套呢?
英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记者Alexandra A. Seno 认为,中国新一代的年轻设计师与他们的前辈如王一扬、韩风、王巍不同—后者以对待艺术的态度来对待设计,相反,“更年轻的一代看起来仅仅是为了好玩。”
这种说法并没有获得年轻设计师们本人的认同。邱昊和何艳都很佩服王一扬不急功近利的工作态度。“对功名不是很有企图心的人反而更容易受到重视。”何艳说。目前她不打算把自己的品牌做大,担心一旦被巨大的资金所掌控,就会身不由己。由于定制服所需要的启动资金比起成衣来微不足道,因而从Coco Chanel的时代直到现在,一名定制服设计师所需要的除了天分还是天分。何艳的第一个个人系列花了1 万元,第二个系列则花了2 万元不到。
邱昊也有长远的打算。“最早马可的作品也都是show piece。如果我现在就去做商业的东西,恐怕很难坚持。”他说。
中国的时装市场已经开始细分。在王一扬、王巍创建自己品牌的时候,他们所想的只是做一个品牌,没有想过究竟是工业化品牌,还是设计师品牌。“当时没有设计师品牌的市场。”王巍说,“而规模化的生产是不适合设计师品牌的。”
原为美特斯·邦威首席设计师的高欣一直在想如何将Even Penniless 做大,但这个“大”也有原则。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完全可以将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本土消化掉。美特斯·邦威就是最好的例证。可是对设计师品牌而言,这一套行不通。“我不会做美特斯·邦威,不代表我不想做。”高欣说,“我必须做自己做得到的事情。”
在新加坡做完发布的邱昊忍不住感叹,国内外的环境确实相当不同。“在新加坡,我凌晨两点要求更换发型,工作组就会立刻派出6 个专业人员配合我。临到发布之前,我想换妆面,他们二话不说,就把化好的妆全部擦掉。在国内,这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上海时装周“就像一台节目”,只是让规定的模特穿着设计师的作品,在规定的场所和规定的背景音乐下走一走,根本不给设计师任何发挥余地。
中国的设计师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关注。Lorraine Justice 说:“世界对于中国设计和艺术发展之快、之好,都大吃一惊。”国外的精品店都很欢迎中国设计师品牌,可是一旦摆了一两季之后没有反响,那么这些品牌也会立刻被撤走。面对目前的种种问题,王巍显得很平静:“中国不差技术,不差人才,最差的是土壤。我相信目前的混乱只是时代的特征,50 年前的欧洲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用妄自菲薄。中国的市场巨大,在中国的成功,可能不会亚于在欧洲的成功,只不过成功方式不同而已。”
而置身漩涡中心的邱昊则更为坦率:“我们在做一个大盒子,全世界都看得到。这个盒子外面贴金贴银很漂亮,可是里面是空的。我不想被放入这个盒子。”